中國星命術的淵源與發展 星命術就是人們所熟知的算命術。古人認為，人的富壽貧夭，吉兇禍福，皆由冥冥之中的那位最高的主宰者預先定制，誰也脫離不了命中的定數。那位神通廣大、給人命數的至上神，畢竟是一個極度抽象、虛無縹緲的東西，看不見，也摸不著。于是人們豐富的想象力遂指向光耀人寰的日月、深邃莫測的星空。

太陽是地上的君主，月亮是皇后；大而亮的星星是朝廷要員、名人學士；那些小而晦暗，擠擠挨挨，密布夜空的誰也叫不出名字的星星，便象征著地上的蕓蕓眾生了。于是人們傳說，“天上流一顆星，地下死一個人”。那些飽讀詩書、精通天文的術士，當然不會有這么簡單的對應解釋，他們有自己的一套神秘理論。

大致說來，天上星象的變化，兆示著人間的妖祥。對人而言，吉星照命者富貴永壽，兇星入命者貧賤多夭。這種由星象而推測人生禍福吉兇的方術，也叫星命術，通俗的叫法為——算命術。

為什么把算命術又叫星命術呢？這是因為幾乎所有的算命理論都脫胎于古代的占星；二是命理本身就是星象理論與陰陽五行學說相結合的產物。

同其他神秘文化一樣，星命之學的土壤是古人對命運的信仰，故而才有“古人好言祿命”之說。命，指人生貧賤富貴的定數；運，也叫祿，是人生各個階段吉兇禍福、盛衰興廢的運動變化。命是懷胎及出生時就已注定的東西，運是后天的機遇。命好運好，必定發福；命好運蹇，難免困厄。

命運信仰，或曰天命思想，它的萌芽其實很早，說它始于人類進入文明的初始階段，一點也不為過。《易經》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注曰：“命者，人所稟受，吉貴賤夭壽之屬也。”儒學大宗師孔子亦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幸”。在孔子看來，知命與否，是君子與小人的區分標志之一。

古人由信命而轉成了迷信，認為命由天定，自然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了。這種宿命思想在《列子·力命篇》中有一段極為生動的表述：

一日，“力”與“命”發生了一場不小的爭執。力對命說：“你的功勞幾何？怎能與我相比！？”命不服氣：“你對人間世事又有什么了不起的貢獻呢？還想與我一爭高下！”力答道：“人生的壽夭窮通，貴賤貧富，正是我力所能及的事。”命駁曰：“不然，彭祖之智不及堯舜，竟活八百歲。顏回才華超群，壽僅三十又二。孔子之德不遜于諸侯，卻遭困于陳、蔡諸國。商紂王的品行說不上仁，卻登臨帝位。吳國的賢公子季札未能于吳國登位，壞透了的田恒卻奪得了齊國的國政。商朝的伯夷、叔齊、忠心不二，結果卻餓死在首陽山上，魯國的權臣季氏的財富倒遠遠超過賢士展禽。假如你這位‘力’果能發揮作用，為什么要讓彭祖長壽顏回夭折，孔子困厄紂王登極，季札低賤田恒高升，伯夷、叔齊、展禽貧困而季氏富貴呢？”力被問得啞口無言，好半天才開口道：“照你所說，我對人間事物確實沒有功勞，然而世風如此，你為何不出來制止呢？”命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得聽由其自然變化。長壽的長壽，夭折的夭折，困厄的困厄，通達的通達，貴的貴，賤的賤，富的富，貧的貧，又豈是我所能改變的呢？”

“力”與“命”的對話，無非是說人間的種種不平事，皆是有深層緣由的，不是人的力量可以改變的。

古人既信有命，當然想進一步探測命運的好壞、吉兇的變化，作為處世行事的指南。測算命運的方法起源很早，據記載不晚于殷商，而且經過了一個由方法簡略到理論繁復的發展過程。起初，人們就某一具體的事情測問吉兇，也就是占卜。從河南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卜辭，我們不難看出殷商晚期統治者對占卜的高度重視及占卜技術的考究程度。又有所謂“易占”，其法見于我國現存最古的筮書《周易》。算命術的直接源頭應該是星占，籠統地說起源于占卜也未嘗不可，因為星占也屬于占卜的一種。

古史說軒轅氏黃帝設立過占星的官，稱為星官。《周禮·春官》記載保章氏專門負責占天上的恒星，記載星辰日月的變化，觀察人間的禍福變遷。

古書中關于星與世事、星與命運的記載很多。《呂氏春秋》記載：宋景公時“熒惑守心”，也就是慧星處于心宿的位置。景公忙找來大臣子韋問其故。子韋說：“禍在君王，不過可以移禍于宰相”。景公說：“宰相是幫助我治理國家的，這怎么行呢？”“那么還可以移禍于年歲的收成。”景公說：“年成饑荒，百姓必然遭餓死！”子韋說：“君主您已有三回圣德之言，上天一定會報賞您的。”果然，那天夜晚熒惑星真就退避三舍了。天象與人事的感應竟是那么迅捷、靈異！這事您信嗎？

傳說東漢時嚴光與光武帝劉秀同榻而臥，酣睡中把腳架到了光武帝的肚子上。次日，職兼占星和記事的太史奏曰：“客星犯御座”。你說奇也不奇？古典小說《三國演義》多次寫到諸葛亮、司馬懿等人如何夜觀天象，指導作戰。歷史上的政治家、軍事家都必須上識天文，下知地理。直到清代中葉，曾國藩還時常教其子認星座，以便仰觀天象，占卜吉兇。就是現在，人們的生活習慣中，也不時地流露出星辰影響命運的信仰來。新屋落成時，屋主會請人用紅紙大書“吉星高照”、“紫微駕臨”的橫額。人們在身處窘境、心遂不安的時候，也每每嗟嘆自己“生不逢時”、“我生不辰”。

總而言之，占星而論吉兇畢竟是一種原始而又粗糙的術數。首先，占星是官方化的，多主軍國大事，很少施用于民間；其次，占星也是被動的，它只能在變態的特殊星象發生以后，方才據以測吉兇，而且局限于近期所要做的事中，難以滿足人們急切了解一生吉兇禍福、貴賤壽夭的愿望。于是古人開始探索新的方法，將星占之術發展為星命的理論。

這里，我們祖先創造的陰陽五行學說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又有太陽、月亮、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與陰陽五行的觀念很容易結合到一起。那些具有革新思想的星命家認為，人的命運受星象的影響，實際上是通過星象的質，也就是五行之氣而傳遞的。人身由星象獲得不同的五行之氣，因而也就有了各不相同的命運。

以五行結合星象論命，大約始于兩漢，而以東漢王充的《論衡》為代表作。王充的《論衡》提出了五行論命的依據，而且還進一步觸及到生肖克合與夫妻賊害的星命理論，成為我國命理學的先驅。

在后人的著述和算命先生的觀念中，一般都把戰國時代的鬼谷子、珞琭子等人推為算命術的開山祖師，也是一種“信而好古”的思想反映。后來的算命術，嚴格說來應是濫觴于兩漢，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探索發展，至唐宋時期才告成熟。

宋《王應麟集》談到按照星象歷法推人命貴賤，由唐貞元年間的一位來自西域康居國的術士李弼乾發其端。李弼乾傳來印度的星命書《聿斯經》，大大推進了中國算命術的發展。從此歷法及生辰年月成為了算命術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算命術理論體系確立的過程中，起關鍵核心作用的人物有唐代的李虛中和五代宋初的徐子平。

李虛中的算命方法，已經開始使用年、月、日的干支，推算其所涵五行的生克變化及旺相休咎，初步形成了一套復雜的方法與理論。從這個意義上說，李虛中是生辰算命術的實際開創者，故而后世的算命先生都尊他為祖師。李氏沒有著作傳世，今所見《李虛中命書》三卷，實是宋人的假托之作。

李虛中創立的方法，后來又經過五代宋初人徐子平的發展完善，這才進入成熟完備階段，并為后世的命理學家廣泛闡釋和取法。

徐子平在命理上的最大貢獻是，將李虛中的推算年、月、日干支五行的辦法，進一步加上了時柱干支。這樣就形成了四柱，共八字，八字推命法由此而來。

四柱推命術側重于五行論命，但是并沒有排除占星的內容，只是降為次要地位。如算命術中的神煞都是由星象而來，如天乙貴人、將星、華蓋、文昌、太歲等。再說五行也是由五星稟受而來，仍然具有占星的意味。不過，四柱推命術較之初期的占星推命，無論是方法上還是理論上，都是一大進步。

自宋代徐子平確立了“四柱八字”推命法之后，八字推命漸漸風行天下。算命不光是命理術士混飯吃的工具，許多文人學士也大都精于此道。明清時期的術士甚至還把河洛之學、易學、宋人理學中的傳統術數結合子平術（四柱推命術）及五得術（與子平術并行的另一流派），創制出五花八門的推命法，其中鐵板數和紫微斗數一直流傳至今。鐵板數偽稱是宋人邵雍所作，謂凡事皆有定數，故名曰鐵板，其法用人父母本身八字，配合五音八卦推試。紫微斗數以本人的生辰八字，配合星辰十二宮，牽系《易》辭卦爻，推人吉兇禍福。

四柱推命術確立之后，對中國的社會生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種算命術繼承了古代陰陽五行的哲學概念，有一個十分完密的理論體系，因而深得歷朝學者大儒的喜愛。這些學者大儒的精習與提倡，又致使廣大百姓深信不疑，于是推命術蔚然成風。人們不分貧富貴賤、男女老幼，事不論當官、赴考、營業、婚姻，幾乎人人要算命，事事要算命。至高無上的皇帝以算命證明他是受命于天的真龍天子；官吏將領以算命決定施政和用兵；普通百姓則以算命處理許許多多的似乎十分重要的生活瑣事。千百年來，算命術流行不絕，成為中國民俗的重要內容之一。

算命術當中，精于陰陽五行分析的靈驗的自然就會多些，對陰陽五行理解不深的，不靈驗的地方也就會大量出現，而有些術士為了調和推命實踐中出現的不驗，他們就拉進了佛家因果報應的思想。

所謂“福善禍淫，必然之理。如為惡之人，命應一品之貴，而減至四五品；命應百萬之富，而減至六七十萬；命應百歲之壽，而減至六七十歲；命應五福全備，而減其一二。又如為善之人，命應極賤，而得一命之榮；命應極貧，而得中人之產；命應早世，而得數十歲之壽；命應諸兇畢集，而免其什二。世俗之見，將謂為惡者，何嘗不福？為善者，何嘗不禍？豈知福之已損，禍之已滅乎？知禍福者，非知命也，知善惡之為禍福者，則誠知命耳。雖然，徒知之何益？是有轉移之道焉。……故凡欲求富貴吉壽，而免貧賤兇夭者，當以積善為要。”

這里所說的“積善為要”，注重行為上的進取，倒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古代星命術是在生產力低下，實證認知手段相對落后的條件下產生發展起來的，而一些江湖術士更是故弄玄虛，故而在古代的術數典籍中不可避免地就會存在著一些欺騙人的內容。在此，對中國古代術數感興趣的人，只有將其精華從玄虛中破譯出來，去偽存真，去粗取精，才能讓具有現代科學認知水平的人們去“品味”，從而達到對古代文化的科學取舍，以達揚長避短，古為今用之目的。